哭歌

秀英奶奶的葬礼在三天后举行。在外地打工的儿女、孙子孙女都赶了回来，平时见不到几个人的村子，顿时挤满了人。乡亲们进进出出，帮着做饭、搬桌子，院子里一直到深夜都亮着灯。按照老规矩，下葬的前一天晚上，村里的老年妇女要守在棺材旁边唱哭歌。这种歌全用高岩话唱，一句一句，像哭又像说，把死者的一辈子一段一段讲出来。哭歌向来不写在纸上，全靠一代一代口头传下来，一个人唱，一个人跟着学。可是如今还会唱的，只剩下两个人了。

陈瑜犹豫了很久，才去问杨老师能不能录。她知道在别人的葬礼上拿出录音机，未必合适；可她也清楚，这样的机会错过了，就不会再有了。杨老师想了想，说：“你去问她家里人。他们同意，你就录；他们不同意，你就用耳朵听。”秀英奶奶的大儿子五十多岁，在城里开出租车。他听完陈瑜的请求，愣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录吧。说实话，我妈妈唱的那些，我也听不全了。”说完，他转过身去，用袖子抹了抹眼睛。

那天夜里，陈瑜坐在角落里，小心翼翼地把机器放在膝盖上。两个老太太一个起头，一个接着唱，嗓音都已经不再年轻，却一句一句压在人心上。唱到伤心的地方，旁边的几个女人也跟着低声哭泣起来。陈瑜不敢出声，只是默默地听。她并不能听懂每一个词，却隐约听得出，歌里有很多“lo”：秀英奶奶年轻时怎么嫁到这个村子，怎么在山坡上开出一块地，怎么一个人把五个孩子养大——这些，都是唱歌的人亲眼见证过的。唱到最后几句，尾巴忽然全变成了“ga”。她后来才知道，那几句唱的是死者要去的地方。那是祖先传下来的说法，谁也没有亲眼见过。同一首歌里，看见的、听说的、相信的，分得很清楚，一点儿也不混。陈瑜忽然觉得，这种一丝不苟，本身就是一种敬畏。

唱到一半，陈瑜注意到身边坐着一个十几岁的男生，一直低着头看手机。后来她才知道，他叫小川，是杨老师的孙子，在县城读高中。“你听得懂吗？”她小声问。小川有点儿腼腆地摇摇头：“能听懂几个词，连不起来。爷爷跟我说高岩话，我都用普通话回答。”他说得很平静，好像在说一件跟自己关系不大的事。陈瑜听书记说过，小川是爷爷一手带大的，刚学说话的时候，开口说的还是高岩话。她心里一沉：一种语言的流失，往往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而是在这样一问一答之间，悄悄完成的。小川看了一眼她膝盖上的那台机器，又问：“姐姐，你录这些，是给谁听的？”陈瑜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一句也答不上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