展品

葬礼过后第三天，县里管文化的部门来了两个人。他们听说有个大学生在录高岩话，想跟她合作：县里正在建一座民俗博物馆，打算在墙上装一排按钮，游客一按，就能听到一段地道的山村方言。“不用太长，每段三十秒就够了，”其中一个人说，“最好挑些有特色的词，听起来越新奇越好。”他们说得滔滔不绝，还说博物馆建好以后，会把高岩村写进旅游路线，给乡亲们带来收入。陈瑜看了一眼杨老师。老人一直没有出声，只是用手指慢慢敲着拐杖，脸色一点点沉了下来。她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杨老师先说话了：“高岩话，不是给人按着玩的。”他的语气很平静，屋子里却骤然安静了下来。那两个人又寒暄了几句，留下一张名片，就走了。

晚上，陈瑜跟周教授通了视频电话。她讲了哭歌，讲了那三个尾巴，也讲了杨老师拒绝博物馆的事。她说，这些东西要是不写进论文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周教授听完，过了好久才说：“小陈，你的心血我看得到，你的心情我也理解。可你要想清楚，答辩委员会要看的是数据，是严谨的分析。一堆故事，你怎么量化？”陈瑜想反驳，却只说出一句：“可是这些东西，恰恰是词表装不下的。”“那是另一篇论文的事。”周教授的语气有些无奈，“做研究不能一味跟着感情走。你还有两个月，先把该做的做完。”

挂了电话，陈瑜一个人在黑暗里坐了很久。她打开电脑，把一个多月录下来的东西一样一样列出来：两千三百个词，四十多个小时的故事，一首不完整的哭歌。按照论文的框架，那两千三百个词是正文，其余的都只能放进附录。她看着表格里排得很整齐的读音，觉得它们像一个个标本，准确，却没有温度。她忽然觉得，这跟博物馆墙上的按钮没有什么两样：都是把活着的东西剪成一小段一小段，挂起来给人看。她想起杨老师第一天说的那句，第一次觉得那不是一个老人的固执，而是一种守护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还没出门，杨老师倒先来了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，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看上去格外郑重。陈瑜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，一时有些诧异：他老人家平时穿得很随便，今天却像要去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。“小陈，我想请你录一个故事，”他说，“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讲给我的，我从来没有讲给别人听过。”“为什么是现在？”杨老师看着她，慢慢地说：“因为听得懂这些尾巴的人，快没有了。我想趁还有人分辨得出哪句是‘lo’、哪句是‘ga’，把它完完整整地讲一遍。”